在种植业巨头眼里，当地社区和小农往往被视为扩大经营、获取社会许可的绊脚石。就连“零毁林”供应链中，小农也常被当成风险因素。依我之见，这正是森林保护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根本不愿去理解，为何小农会被视作威胁。可实际上，许多离森林最近的人，恰恰最有理由守护那片绿荫。
刚入行时，我可没这么想。在企业可持续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后，加上与社区无数场艰难对话，我的看法才彻底转变。
常有人问我：“像你这样的大企业‘打工人’，怎么最后跑来替小农说话了？”
说来话长。我在企业干了很多年，有人可能记得我曾任印尼最大林纸综合企业之一的可持续发展董事总经理。印尼这么大一家以森林为根基的公司，常因毁林问题被口诛笔伐。十多年前离职前，那份工作让我参与制定了“高碳储量方法学”（HCSA）——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倡议，为在湿热热带地区运营的采掘企业提供“零毁林”方法论。当时，众多毁林标准含糊不清、漏洞百出，而我需要一套清晰、科学、受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利益相关方支持的“零毁林”方法，才能在管理广袤的林区特许经营地时避免混乱，也为公司赢得信誉。
但新方法落地时却栽了跟头。印尼的森林和种植园特许经营地与各种用地交织、有时甚至重叠，从国家公园到小农土地不一而足。我推行的“零毁林”方法论，本是针对资源丰厚的大公司设计的——他们有员工、顾问、地图和合规预算，小农通常什么都没有。
这很关键，因为小农是印尼土地使用的核心。在油棕行业，小农及其他非企业主体占据了相当比例的种植面积。他们还常种橡胶、可可、咖啡等其他作物。他们千差万别：有的是独立的家庭小农场主；有的资金更充裕，拥有更多土地、更易获得加工厂、融资和买家。将他们笼统归为一类，政策制定是省事了，但森林保护可不会因此更有效。HCSA将独立小农定义为：拥有土地、或长期租赁或分成协议的农民，农场面积在10至15公顷之间，居住于村庄，以农场为主要收入来源，可自主管理土地和生产，主要依靠自家劳动力和资本。
设计糟糕的“零毁林”承诺可能适得其反。公司或许能展示进展，小农却要承担合规的成本与复杂性。一个农民可能只因拿不出要求的地图、文件或可追溯记录，就失去接触优质买家的机会。公司可能认为追踪和支持成千上万小农太贵、风险太大。毁林现象可能转移到没有买家严密监控的区域。
为解决这个问题，HCSA花了多年时间与小农组织合作，为印尼小农开发了一套简洁的“零毁林工具包”。与许多自上而下的标准不同，这套工具包以全球框架为基础，核心是小农的地方智慧、知识与传统。通过简化的工具包，社区可以绘制森林和土地覆盖图、识别高碳储量和高保护价值区域，并决定村庄和社区土地该如何管理。整个过程还围绕“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构建——因为强加给人们的保护工具，注定难以持久。
当“零毁林”这片拼图终于完整时，2024年发布的《印尼小农零毁林工具包》让我兴奋不已。这份兴奋源于我亲身参与创造工具包，也源于离职后我对小农组织的倡导。我与小农结缘的关键在于：虽身居大公司高管多年，我却常抽时间去当地社区代表家里坐坐。坐在他们简陋屋子的冰冷水泥地上，被社区成员、家人邻里簇拥，听着他们的指责、沮丧和失望——这给了我深刻的视角。
多年来，我常对自然资源公司的高管们说：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新模式必须把当地社区视为公司运营区域的商业伙伴——因为他们是土地的本地管家，共享同样的自然资源，有些社区成员甚至对土地拥有更大权利。不幸的是，很多高管不以为然。许多公司仍视当地社区为主要负担，而非有益的商业伙伴。
企业讨论往往回避这一点，或许因为令人不适。一旦社区被定义为负担，公司的本能就是减少风险敞口：避开他们、控制他们、限制接触，或将他们视为短期项目的接受者。这短期内更省钱、更能保护公司声誉，但对建立信任没什么帮助。而在人与农田、种植园、习俗地和保护区交织的区域，信任至关重要。
一次西加里曼丹之行让我更明白了这一点。
一个下午，我坐在西加里曼丹桑高的木屋里，周围是十几位当地小农、社区领袖和小农组织代表。外面大雨倾盆。稻田对面立着他们的习俗林，笼罩在这雅克希本族传说的神秘中。四位当地妇女做好午餐，摆在木地板上。
社区领袖把传统米酒“tuak”倒进我的锡杯，说：“我们很乐意支持零毁林倡议，这和我们几百年的做法一致——我们不想伤害森林。但随着土地被大型油棕公司和其他企业蚕食，我们越来越难在保护习俗林的同时，靠几小块油棕、橡胶和其他作物维持生计了。我们需要长期支持：先让森林合法化，再维护、恢复和保护它。我们需要长期承诺。非政府组织和项目来了又走，大多只把我们当成融资工具。我们不是项目，我们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守护森林的人。如果你承诺支持我们直到目标达成，我们就和你站在一起。”
我心里一暖，不是因为那杯米酒。他说得很实在，不煽情。社区不是求表扬，而是求认可、法律支持、激励和耐心。他们求别人别再拿他们的森林当项目场地，而是承认这是一个有历史、有规则、有压力、有负责人的地方。
这个请求，应该塑造“零毁林”供应链的设计。市场需求日益严格，买家越来越想证明商品与毁林无关。包括欧洲在内的法规，正推动公司证明合规。证明合规不免费：制图、文件、土地测量、可追溯系统、合作社组建、修复工作、法律认可，都需要时间和金钱。不能指望小农独自承担这些成本。
很多项目就在这点上栽了。他们要求小农不砍森林，却常不为“保护森林的机会成本”给予补偿；他们要求文件，却不常帮他们获得土地权；他们要求可追溯性，却不常投资于通过中间商和本地市场运作的系统；他们要求参与，项目周期结束就撤了。
非营利组织长期投入并支持某个特定区域或景观，挑战很大。捐赠方往往喜欢多地区同时铺开项目，成功就等于完成项目KPI清单。要实现那位社区领袖的长期承诺要求，需要大量说服工作，还得有理解全局——而非只管打勾——的捐赠方支持。
更有用的工作往往耗时更长、吸引力更小。社区需要支持来绘制和合法化习俗林地；需要地方政府、小农团体、公司、买家、科学家和捐赠方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耕耘多年；需要支持提高作物产量和农民福利，这样森林保护才不是负担；需要零毁林商品的市场对接，而不仅仅是远在村庄之外的标准。
“农民森林保护基金会”（4F）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而成立的。我加入其董事会，因为我相信小农需要一个机构，来帮助他们将自己的保护努力与外界的科学、资金、买家和政府支持连接起来。但4F只是一个例子。教训不止于此：企业承诺和政府目标还不够。印尼的零毁林未来，取决于小农和当地社区能否在体系中被公平对待。
森林保护只是小农面对的众多障碍之一，他们常处于不利地位。要有效支持他们的保护工作，我们还得应对他们面临的其他问题。一个土地权不稳、没有可靠买家的农民，不能指望他独自承担保护成本。我们无法解决他们所有问题，但必须承认这些挑战，并将之融入解决方案，与本地机构和政府密切合作。
当该地区的小农获得福利和激励时——比如直接资金支持、或作物产量和福利改善——保护森林就成了务实选择，而不只是道德请求。利弊权衡开始改变。小农更可能在生计不受威胁时保护森林。
2026年2月，4F团队抵达西加里曼丹桑高，再次受到社区领袖的热烈欢迎。此次访问，4F得到一家美国大型慈善组织支持，并与印尼国家研究与创新局合作。研究与创新是4F今年的核心工作。在西加里曼丹和中加里曼丹，团队将与国家机构、地方政府和社区合作，展示森林保护与健康作物之间的联系，并开发一个将“零毁林”商品对接市场的系统。
在桑高，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它要成功，就必须避免社区屡见不鲜的错误：带着项目来、收集数据、写份报告、在社区得到持久支持前离开。
对4F团队和当地小农及社区来说，前路漫长而艰巨，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信任已经建立，我们正与当地小农和社区一起为他们寻找解决方案。最重要的一些决定，并非只在空调房里把社区当成电子表格风险数字时产生——它们往往始于像桑高那座木屋一样的地方。
多年企业可持续生涯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小农和本地社区不是负担。他们拥有外人常忽视的知识、权利和责任。如果企业、政府、捐赠方和非政府组织想让森林屹立不倒，就得如此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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