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法治社会的宏大叙事中，有一群身影常被舆论的阴影笼罩——他们为“罪人”辩护，为弱势者发声，却承受着“为虎作伥”的骂名。本文带你走进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真实世界：当陈约瑟律师为虐杀残障租客的夫妇辩护时，连亲人都与他断绝来往；当公益律师接手四岁女童虐死案时，网络暴力曾如潮水涌来。但正是这些“法援孤勇者”，让身无分文的被告在法庭上获得平等辩护，让司法正义不因贫富差距而倾斜。四十年间，从律师协会的孤军奋战到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成立，从法庭外的走廊面试到跨领域社会支持网络，新加坡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如何完成一场沉默的革命？让我们透过律师们的血泪与荣耀，看见法治温度背后那些“不值得”的坚守。
若想体验一边服务弱势群体，一边被公众用板砖砸头的滋味，不妨试试担任刑事法律援助律师。
至少这是陈约瑟律师在2017年的切身体会。当时他接手一桩轰动案件，为虐待智障租客致死的夫妇辩护。受害者安妮·伊最终不幸身亡。
这位46岁的刑事辩护律师向《今日报》坦言，自己曾因替道德上备受谴责的被告辩护，被公开“全方位抨击”。“连我的部分家人亲戚都好几个月不和我说话。”现任Invictus律所董事总经理的陈律师说。
“我很震惊，本以为他们早就接受我的职业性质。但安妮·伊案实在太特殊了。”提及受害者遭受的非人虐待细节，他至今心绪难平。
虽然亲友的反应让他“职业生涯首次动摇”，却也坚定了他从事法援的决心——确保任何被告无论经济状况与罪名轻重，都能通过法律代表获得司法公正。
陈律师指出，如今社会对刑事辩护及法援律师的态度已明显改善。今年初他为遭母亲及男友虐死的四岁女童Megan Khung案辩护时，感受尤为明显：“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网络空间，那种恶毒攻击都少了很多。”
随着社会观念转变，刑事法律援助计划（CLAS）的整个生态系统，自新加坡律师协会四十年前首创以来，也已走过漫漫长路。
1985年计划启动时，多数本地律师不愿自愿接案。这只是该计划初创期众多挑战的冰山一角——CLAS四十周年纪念册中，律师界先驱们的口述历史揭示了更多艰难往事。
这本由律师协会慈善机构“公益律师协会”出版的纪念册记载：早期CLAS团队资源匮乏到只能在法庭外等候区面试申请人，只因办公室过于狭小。
历经多年发展，如今不仅有更多资源投入弱势群体司法救济，越来越多律师也主动运用专业能力帮助需要的人。
今天的公益律师协会不仅为贫困者提供法庭辩护，还组织法律诊所、为慈善机构提供法律咨询、并向弱势群体开展普法宣传。
协会首席代理官Sadhana Rai回忆，当年读法学院时虽怀助人之心，却从未将公益法律服务视为实现途径。“而现在，这已成为法学院课程的核心模块。常有学生来信询问：‘能否来你们这里实习？’”
针对社区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主要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DO）与公益律师协会实施。
2022年成立的PDO隶属法务部，由全职官员组成，为无力承担律师费的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提供非死刑刑事案件的免费或补助辩护，处理约60%的CLAS案件。
其余案件及涉外案件则由公益律师协会通过内部律师或私人执业志愿者律师处理。
1985：新加坡律师协会试点推出刑事法律援助计划
2007：律协设立公益服务办公室专职协调CLAS项目
2015：政府开始直接资助CLAS刑事辩护援助
2017：公益服务办公室法人化（2022年更名为公益律师协会）
2022：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成立，与公益律师协会协同提供刑事辩护援助
在这样一个以超高工作量、职业倦怠率和流失率著称的行业，究竟是什么驱动这些专业人士挤出本可计费的时间帮助弱势群体？又为何像Rai女士这样的全职倡导者甘愿放弃更赚钱的私人执业？
答案很简单：意义。
Lighthouse律所合伙人Muslim Albakri坦言：“公益工作让我保持初心，得以将法律专长应用于真实的社会议题。”他坚持每年处理2-3起CLAS案件，同时参与马来穆斯林法律专业人士协会Peguam的各类社区普法项目。
38岁的他说：“公益服务也让我有机会提升受助者的法律素养。”
私人执业律师们承认，在付费工作与CLAS案件间取得平衡有时颇具挑战。陈律师透露，如今公益案件约占其案件量的30%，而执业初期这个比例曾达80%，一度濒临破产边缘。“后来不得不调整比例，虽然心痛但至少能长期持续。”
2019年取得律师资格的Sujesh Anandan今年初离开私人执业加入公益律师协会。他坦言虽然从各类商业案件中“学到很多”，但从未真正享受或热爱那些工作。“我休整了一段时间思考什么最能激励我——公益服务就是答案。”
Rai女士同样从私人执业起步，直到某天发现自己除了经济报酬外“看不到意义”。她曾想彻底转行去泰国大象庇护所工作，但一位业界前辈建议她用专业能力帮助弱势群体。
“有些私人执业的朋友确实收入更高，”她坦然道，“但我学会不与他人比较。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角色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承接刑事辩护案件对任何律师都是心理与情感的双重考验，而法援案件的压力往往更大——许多当事人处境更为脆弱。
Rai女士形容这份工作如同“战壕作战”，幸运的是周围有志同道合的伙伴相互扶持。“偶尔情绪波动很正常，关键在于直面问题。真正危险的是把一切压抑在心里。”
Muslim律师指出，除了在公益案件与私人业务间寻找平衡，更大的挑战在于“法律预期与人性需求之间的落差”。“公益案件需要的支持往往超越纯粹的法律建议。我们的当事人常处于深度脆弱状态，不谙法律程序或存在语言障碍。”
多位律师表示，这类当事人需要的远不止法律帮助。Anandan律师举例，有些被还押的当事人最急迫的需求竟是“帮孩子办理入学手续”。
公益律师协会CEO Tanguy Lim指出，提供全方位支持依赖强大的团队与合作网络。“我们的律师已从付费工作中挤出宝贵时间做公益，要求他们同时扮演社工或咨询师角色实在强人所难。这正是协会能提供价值之处。”
尽管公益案件往往更耗费心力，律师们认为额外付出完全值得——即便不能总是达成当事人期望的结果，他们的工作仍能产生深远影响。
Muslim律师难忘某个涉及智力低下当事人的案件。该当事人因无证售卖纸巾并与执法人员冲突屡次涉案。最令他痛心的是，法庭以当事人精神状况“无法治疗”为由，拒绝了以强制治疗替代监禁的请求。“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对最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康复支持还远远不够。”
纵然公益之路遍布荆棘，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甘甜。
公益律师协会分享了一个案例：一名40多岁的孟加拉籍客工因涉嫌在非指定地点处置废弃物被控。通过CLAS接手案件的志愿者律师最终为他争取到“不提证无罪释放”。这位客工通过翻译表示，审判可能影响工作且延长诉讼压力的担忧终于烟消云散。
陈律师则提到近期彰显公益工作价值的缅甸女佣Zin Mar Nwe上诉案。该女佣因捅刺老妇26刀最初被判谋杀罪成立处以终身监禁。经陈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改判过失杀人，刑期减至17年。“我们实实在在从最高司法层面挽救了一条生命。”
不仅公益工作的性质在变化，业界与公众的整体态度也发生转变。
陈律师回忆职业生涯初期上司的不支持态度：“有合伙人直接说：‘要做公益？周末用自己时间做去。’这只是当年听到的众多‘劝退’言论之一。”
Anandan律师则感激曾遇开明上司：“我很幸运，老板非常支持我做公益。”Rai女士注意到，越来越多律所指定专人协调公益事务，显示业界对法律援助的关注度整体提升。
公益律师协会CEO Lim先生2007年离开私人执业，协助律协创立公益服务办公室。他当时的首要任务除了筹措资金，就是游说大型律所的管理合伙人承诺支持公益事业。“当大型律所做出承诺，意味着他们将公益视为社会影响力的核心。这让我们能快速扩展关键项目。”
在志愿者数量增长的同时，协会的服务能力也持续拓展。CLAS从最初专注刑事法庭辩护，发展到借助各领域律师专长提供多元服务。
公益律师协会创设的“非营利组织法律诊所”就是典型范例，帮助慈善机构等厘清法律问题，使其能专注服务受助群体。上一财年已有19个组织通过此项目受益。
展望CLAS未来四十年的发展，Lim先生认为当前对当事人的跨领域支持“才刚起步”。他期待构建类似医疗体系的公益生态系统——就像病人在医院能得到各科专家综合诊治，最弱势群体也能获得律师、个案工作者、心理专家等组成的跨专业团队及时援助。
“这当然需要资源投入，”他承认这是个雄心勃勃的愿景，“但长远来看，这意味着更多弱势者能在上游获得快速干预，反而节省下游更昂贵的补救成本。”更重要的是，这能帮助他们在案件结束后“重获新生”——而这，正是社会净效益的真正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