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总有微光刺破深渊。一支钢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能做什么？29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埃诺·施皮格尔给出了震撼人心的答案——它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拯救生命的武器。当纳粹医生门格勒以“双胞胎研究”为名进行残酷实验时，施皮格尔用这支笔伪造记录、保护孩子，在死亡工厂里守护着人性的火种。这支穿越战火、浸透血泪的钢笔即将捐赠给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它承载的不仅是记忆，更是一个普通人以勇气对抗暴政的传奇。让我们透过这支钢笔，回望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1944年5月28日，29岁的匈牙利会计师埃诺·施皮格尔与他的双胞胎妹妹玛格达及家人，被纳粹运载犹太人的列车送抵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当他们从拥挤的牲口车厢跌撞而出时，所有财物遭没收，男女被强制分离。德国士兵开始高喊“Zwillinge, Zwillinge！”（双胞胎，双胞胎）出列。
施皮格尔事后告诉家人，他当时站了出来，被带到恶名昭彰的纳粹营地医生约瑟夫·门格勒面前——这位医生正进行双胞胎人体研究。门格勒审视他后，命令他负责管理项目中的男性双胞胎。
施皮格尔说：我需要我的钢笔。
这支被他找回的钢笔，后来成为他在奥斯维辛灾难中伪造记录、协助数十名儿童幸存的关键工具。它将于本周二捐赠给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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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仪式定于下午4点举行，随后将免费放映由制片人佩里·佩尔茨与马修·奥尼尔拍摄的施皮格尔纪录片《最后的双胞胎》。
“我用这支笔记录了一切。”影片中，施皮格尔这样告诉女婿。
这支历经修补的钢笔，将由现居特拉维夫、78岁的女儿朱迪思·里希特捐赠。
“它不仅是书写工具，”里希特上周视频采访时说，“更是父亲对抗纳粹暴行、记录人类历史黑暗篇章的武器。”她通过邮件补充：“在奥斯维辛的父亲手中，它成为生存的工具，是用姓名取代编号的坚持，是对非人化暴政的无声抵抗。”
许多受施皮格尔照护的双胞胎视他为守护者，亲切称他“施皮格尔叔叔”。
“他是我们如父亲般的存在，”双胞胎之一汤姆·西蒙在影片中说——1944年7月他与弟弟彼得抵达奥斯维辛时仅11岁，“我的生命归功于他。”
1944年5月与弟弟伊斯特万抵达时12岁的捷尔吉·昆说：“他了解每个孩子，仿佛我们都是他的骨肉。”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及其盟军在二战期间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群体的主要场所之一。
施皮格尔与妹妹幸存，其他家人则未能逃过劫难。
历史学家指出，被选入门格勒“实验”的双胞胎虽免于立即送入毒气室，却要承受更残酷的命运。
大多数儿童、老人及病弱者抵达后即被处决——往往由衣着光鲜、皮靴锃亮的门格勒亲自指挥生死分流，一个手势决定左（死亡）右（苦役）。他因此被称为“死亡天使”。
但门格勒痴迷双胞胎研究，试图通过精密测量与残忍实验探寻遗传奥秘。历史学家戴维·马威尔在2020年著作中写道，其具体目的往往模糊不清。
据1986年出版的《门格勒全传》记载，多对双胞胎被注射死亡后解剖比对；另一些则被迫接受古怪输血、手术、截肢或故意感染。
为此，门格勒需要大量实验对象。
纪录片揭示：纳粹守卫（常包括门格勒本人）会在新抵达者中搜寻双胞胎，将其从毒气室路线转移至特殊双胞胎营房。
曾服役于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施皮格尔回忆，见到门格勒时他立正站定。门格勒询问他是否当过兵，通晓匈德双语的施皮格尔给出肯定答复。
大屠杀历史学家约夫·赫勒转述，门格勒当时命令：“从现在起你负责管理双胞胎。你必须掌握他们的一切情况。”并警告：若出事，施皮格尔将被绞死。
据纪录片记载，施皮格尔获准从犹太人遗留的笔堆中找回自己的钢笔，随后负责第14营房及约50名儿童青少年双胞胎（含部分被误认者）。
“每对双胞胎进入营房都需填写详细问卷，”施皮格尔在1991年著作访谈中回忆，“我的职责之一是协助填写——尤其是年幼不识字的孩子们。”
赫勒2013年博士论文记载：1944年6月17日，昆兄弟抵达。这对年龄相差11个月的兄弟被误判为双胞胎送至施皮格尔处。
“我询问其中一人出生日期，下意识将相同日期填在另一人名旁，那孩子突然纠正了我。”施皮格尔回忆，“我顿时紧张起来——深知非双胞胎犹太儿童的命运。”他当即选定一个生日，叮嘱昆兄弟坚称双胞胎身份。
“若门格勒发现，会当场爆我的头。”施皮格尔后怕道。
另一对非双胞胎兄弟埃弗拉伊姆与梅纳什也被卷入双胞胎行列。埃弗拉伊姆记得有人低语：“至少你们能活下来。”他们虽幸存，却未能逃脱门格勒的诡异实验。
因弟弟擅歌唱而自己音哑，门格勒竟对两人喉咙实施手术。埃弗拉伊姆最终丧失自然发声能力，靠人工喉说话；梅纳什则在战后一年死于喉癌。“他死得很惨，”埃弗拉伊姆在纪录片中哽咽，“而我活了下来。”他于2024年离世。
1944年秋，纳粹败象渐显。某日，另一名医生海因茨·蒂洛突然来到营房，召集年幼儿童准备毒杀。
“我们完了，”双胞胎约埃尔·阿隆回忆。孩子们被关入隔离营房等待处决。
施皮格尔察觉危机，怀疑门格勒不知此事。赫勒写道，他担忧孩子们（或许包括自己）的安危，竟冲出营房奔向警卫亭通报门格勒。
“这极其危险——党卫军可随意射杀奔跑者，”施皮格尔回忆，“我在岗亭前告诉守卫：我是双胞胎之父施皮格尔，必须见门格勒。”他感叹：“一个犹太人要求见门格勒，简直像要求见上帝。”
赫勒评价：“此举无异于自杀。”
但守卫允许他电话联系门格勒，处决令随即撤销。孩子们重返营房。
“我永世不忘：若非他冒死呼叫门格勒，我绝无可能活着见到解放之日。”双胞胎汤姆·西蒙含泪说道。
1945年1月奥斯维辛解放后，施皮格尔带领双胞胎们踏上两个月艰苦跋涉，徒步、乘火车、搭卡车返回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乡。
他沿途仔细清点名单，大多数孩子最终回家。
多年后，施皮格尔（1993年逝世）将旧钢笔交女婿科比·里希特修理。女婿提议买支新的，他坚持：“我只要这支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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