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嘻哈歌词成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黑白博弈，更是一场关于种族歧视与艺术边界的深层较量。在美国，数以百计的案件中，说唱歌词被检方用作定罪证据，而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却常被保护。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对黑人艺术和青年男性的固有偏见——仿佛他们的文字只能是对生活的直白记录，而非艺术的虚构或隐喻。今天，我们编译这篇深度报道，带你走进一场围绕说唱艺术、种族刻板印象与司法公正的现代审判，揭示一个被忽视的真相：当文化被误读，自由何以为家？
19岁那年，詹姆斯·布罗德纳克斯在一本笔记本上随手记下说唱歌词、思绪甚至工作线索，而这些东西，后来竟成了他谋杀案审判中的关键证据。
检方特意挑选那些疑似涉及帮派和枪击的歌词，试图说服陪审团——这个黑皮肤的青年不该被判终身监禁，而应被处以死刑。他的律师直言，这种做法严重偏向近乎全白的陪审团。
布罗德纳克斯并非唯一因歌词被陪审团审判的被告，甚至不是得克萨斯州死囚区唯一经历此事的人。研究人员发现，过去50年间，超过40个州的数百起案件中都出现了说唱歌词的身影，而法官常常拒绝将其他形式的创意表达作为证据。专家指出，将说唱歌词当作日记实录，不仅抹杀了其艺术价值，更是在利用负面的种族刻板印象来左右陪审团。
“这否认了说唱作为艺术的身份，把它等同于自传。”《说唱受审》一书的合著者埃里克·尼尔森说，“这暴露了某些人对有色人种年轻男性的潜在假设——几乎每次都是他们成为目标——认为他们不够成熟，无法运用文学手法，根本不懂什么是隐喻。”
说唱歌词在敲诈勒索或帮派案件中被频繁使用。尼尔森指出，检方通过引入歌词作为证据，试图证明被告参与犯罪。例如，如果有人被指控开枪杀人，检方就会寻找提及枪击的歌词。
“如果歌词是在涉嫌犯罪前写的，检方会说这是有动机的证据，”尼尔森说，“如果是事后写的，那就是赤裸裸的招供。”
布罗德纳克斯和他的表兄被指控在2008年于达拉斯郊区一家音乐工作室外枪杀两名男子而被控谋杀。在死囚区待了十多年后，他定于4月30日被处决。
在他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暂缓执行的待决上诉中，律师辩称法官本应考虑种族偏见的可能性，并指示陪审团不应将其歌词视为自传。
“对说唱歌词的强调，是这起充满种族色彩案件的关键，”布罗德纳克斯的律师写道，“更糟的是，本案记录证实，陪审团正是基于这些歌词引发的种族刻板印象，才判处死刑。”
纪录片《我们说话：说唱音乐受审》中的说唱歌手肯巴告诉美联社，引入说唱歌词之所以对陪审团特别有效，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也因为检方一心求罪。
“很多人不把说唱或黑人音乐当作艺术表达，”他说，“当你身处法庭案件时，人们已经默认你做了错事。”
尼尔森说，这些案件的被告“几乎全是资源有限的有色人种年轻男性”，很多人根本雇不起私人律师。
但也有一些知名说唱歌手的歌曲被搬上法庭，比如扬·萨格，他的歌词在帮派和敲诈勒索指控的审判中被用作证据。他随后认罪，并于2024年获释。
“对嘻哈音乐的定罪和针对，已经伴随这种文化走过了整整50年，”尼尔森说，并指出说唱歌词在法庭上的使用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激增。
对黑人艺术表达的监控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他说，但随着说唱音乐越来越猛烈地批判权力结构，这种监控也加剧了——比如N.W.A.在1989年的歌曲《操警察》，就公然谴责警察暴力。
2022年，《纽约时报》的杰伊·李回溯了1950年以来非说唱歌词在法庭上使用的案例，仅发现四起。三起被驳回，一起虽定罪但后来翻案。而同一时期，尼尔森却发现了大约700个说唱歌词在法庭案件中使用的案例，甚至包括某人说唱但并非其创作的歌词。
内华达大学助理教授亚当·邓巴还做了一项研究，探讨人们对说唱的刻板印象。他让人们听歌词，声称这些歌词来自说唱、乡村或重金属音乐。结果，当被告知是说唱歌词时，受访者绝大多数认为这是自传。
“但如果给他们同样的歌词，却说是乡村或重金属歌词，他们就会说，‘不，这只是艺术，’”纪录片《我们说话》的导演J.M.哈珀说。
一些说唱歌手开始直接声明其音乐的虚构性。2021年被刺死的说唱歌手德雷科在狱中发布了歌曲《虚构》，就因为他的歌词被当作非虚构作品。2023年，21·萨维奇将他的说唱描述为“虚构得像真的”。
“我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害怕被起诉，”尼尔森说。
包括特拉维斯·斯科特、T.I.和杀手迈克在内的一批一线说唱歌手，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布罗德纳克斯的简报，警告不要将说唱歌词视为自传。
本案检方表示，得州法律允许在量刑时引入与被告名誉相关的证据，并主张法院不应考虑针对歌词的辩论，因为布罗德纳克斯在之前的上诉中未能提出担忧。州法院也驳回了布罗德纳克斯律师的其他上诉。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检察官，”说唱歌手LL·酷J在2024年告诉美联社，并补充说法官应更好地阻止说唱歌词进入庭审，“问题是：为什么它甚至能被采纳？”
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教授卢修斯·T·奥特威三世代表尼尔森和杀手迈克提交了法庭之友简报，他表示法官执行着各州特定的证据规则。
一位法官可能认为说唱歌词相关，另一位可能不这么看。一位法官可能担心引发“反说唱——也就是反黑人——偏见”，他说，“而另一位法官会说，‘我没看出那种偏见。’”
“关于什么与艺术表达相关、什么过度偏颇的指导原则，实在是太迫切了，”他说。
范德比尔特法学院教授杰夫·贝林表示，现行规则告诉法官，如果证据作为证明的价值低且存在制造偏见的风险，就应排除。
“安全的屏障应该是法官，但他们在涉及说唱歌词时，往往不了解社会问题或背景，”他说。
贝林说，围绕这个问题立法困难，因为立法者不想制定可能排除与案件真正相关证据的规则。
根据美联社使用账单追踪软件Plural的分析，过去五年中，联邦层面和六个州至少提出了27项法案，旨在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被告的创意表达，包括说唱歌词。
4月9日，马里兰州成为第三个通过立法的州，奥特威说，该立法“为法官设定了护栏和测试，每当检察官想使用艺术表达（而不仅仅是说唱）时，都必须遵守”，并要求潜在证据与指控之间必须有事实联系。
“这不是万能药，但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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