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无声而沉痛的抗议。1998年日本明仁天皇访问伦敦和卡迪夫时，面对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恳请，数百名二战老兵仍刻意背对天皇以示抗议。早在1971年日本裕仁天皇访英时，就遭遇过类似场面。在伦敦克拉里奇酒店，一位死于日军之手的战俘之子对裕仁高声斥责——而裕仁在邱园栽种的树苗次日便被人砍倒，树上挂着标语："他们并非白白牺牲"。
这种深刻敌意的根源要追溯到数十年前的远东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数月间，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时是美国保护国）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沦陷。
约30万盟军陆海空将士因此成为日军战俘，更有无数平民（包括妇女儿童）遭囚禁。这场规模惊人的胜利，使得遏制并逆转日军攻势成为远东太平洋战场的主要战略目标。
但引发皇室访问时抗议情绪的并非战败的耻辱，而是战俘遭受的非人待遇。虽然大量印度士兵被诱骗或胁迫加入亲日独立的印度国民军，但绝大多数战俘被当作可消耗的劳动力——在"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中承受着惨重的人命代价。
正如1941-1944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所言，战俘"不得坐食闲饭"。虽然国际法允许使用战俘劳动，但日军管理下的工作环境造成大规模苦难。一个惊人数据揭示其残酷本质：德军关押的英美及英联邦战俘死亡率仅4%，而日军关押的14万欧美澳战俘（含5万英国人）死亡率高达27%。
这个数字还无法体现幸存者经历的磨难：集中营的饥饿与污秽、矿山船厂的危险苦役、以及穿梭于太平洋的"地狱之船"（随时可能遭遇空袭或潜艇攻击）。
缅甸铁路的修建成为盟军远东战俘（FEPOWs）苦难的终极象征。
这条为驻缅日军提供补给的铁路，1942年夏至1943年秋间穿越250多英里疟疾肆虐的丛林，连接泰国农巴杜（当时是日本盟国）与缅甸丹彪扎亚。6.1万名参与建设的英美澳荷战俘中，五分之一因装备匮乏、严重营养不良及疟疾霍乱等疾病丧生，"死亡铁路"由此得名。
这些年里最触目惊心的是日军自身的残暴与反复无常。其行为动机有多重解释。
除战争资源管理混乱外（新几内亚日军甚至出现食人现象），日本虽签署但未批准1929年《日内瓦公约》，故不受其约束。
受武士道精神影响（军官普遍佩戴武士刀象征"武士之道"），残暴是日本军事文化的固有特质：严刑拷打是维持纪律的手段，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投降。日本陆军《战阵训》明令禁止投降，视其为公然渎职。
早在珍珠港事件前，这种文化已在侵华战争中显露端倪，1937年"南京大屠杀"导致数十万中国平民遭强奸、折磨和杀害。
如果说日军此前就表现出殴打、枪决甚至斩首战俘的倾向，那么珍珠港事件后，深刻的种族优越感更支配着其对待战俘的方式。军事俘虏因投降遭蔑视，日本人自视为神族后裔，这种观念使其凌驾于欧美及其他亚洲民族之上。
正如"马来亚之虎"、新加坡征服者山下奉文所言，日本人是神的后裔，欧洲人则是猴子后代。如果说刻意游街示众欧洲战俘彰显日本对傲慢白人强权的胜利，那么其对亚洲劳工的虐待更为残酷。缅甸铁路建设中，亚洲劳工（印尼人、马来人、泰米尔人、华人和缅甸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占亚洲劳工总数一半），远超欧洲战俘的死亡数字。
日军行为并非全都野蛮，有时也符合《日内瓦公约》。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的安慰。
例如根据公约，战俘有权收发邮件。虽然看守并不重视，部分远东战俘确实收到过只言片语，但更多人音讯全无。一位丈夫在1942年2月新加坡投降时被俘的绝望女性说："我们如此无助，仿佛大地吞噬了他们所有人。"
同样，日本曾欢迎红十字会参观其设在善通寺的模范军官营，那里少数特权战俘（占总数极小比例）能定期领取红十字包裹并获准外出。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囚禁岁月充满剥夺、屈辱和痛苦。受环境所限，逃跑几乎不可能，生存全靠顽强毅力。但这并非总是团结互助的故事。
有战俘作证，在缅甸铁路的春凯营地，秩序重建前"丛林法则"曾盛行于绝望战俘中：死者尸体都得不到体面安葬。
在极易暴露人性善恶两极的极端环境中，作为基督教文化熏陶的产物，信仰成为许多幸存者的精神支柱。
《铁路人》作者埃里克·洛马克斯（新加坡被俘时是严格浸礼会信徒）说："获得救赎的道德确信，即我真的找到了上帝，帮助我渡过后续磨难。"
对缅甸铁路上的杰克·乔克和罗纳德·塞尔等人而言，素描和绘画（在没有相机的情况下）成为记录惊人苦难的重要方式。也不乏卓越的领导力典范。
1942年11月因营养不良和白喉去世前，梅顿·贝克威斯-史密斯少将曾在新加坡樟宜监狱组织英军第18师战俘开展体育活动、建造剧院甚至创办大学。其门生菲利普·图西中校在缅甸铁路延续了这种鼓舞人心的领导。尽管对日军大规模屠杀幸存战俘的担忧未成现实，但战争并未随日本投降而终结。
这些以受害者而非胜利者身份归国的战俘，被要求保持沉默以免刺激未归者家属。胜利时刻无人愿提旧日败绩，冷战战略背景下，日本的罪责似乎迅速获得宽恕。直到1957年大卫·里恩电影《桂河大桥》上映，他们的经历才得到应有关注。经过数十年抗争，日英政府的补偿仍微薄迟缓，许多战俘未能活到2000年底领取1万英镑特惠金。
囚禁经历造成的生理、情感和心理创伤伴随他们直至暮年。面对如此漠视与战后遗忘，他们选择转身背对也就不难理解。
迈克尔·斯内普教授著有《被遗忘的战士：梅顿·贝克威斯-史密斯少将的生平（1890-1942）》（SPCK出版，29.99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