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年来，“人道主义援助”始终是西方对非关系的核心叙事。当慈善外衣包裹着资源掠夺，当圣经扉页浸透着殖民血泪，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被美化的历史。从刚果河流域到阿散蒂高原，西方传教士与殖民者联手构建了一套精密的驯化体系：用条约骗取土地，用学校重塑认知，用子弹强制执行。所谓文明使命，实为最野蛮的掠夺；所谓自由贸易，实为最残酷的剥削。今日重读这段历史，不仅为揭开伪善面具，更为警示当代国际关系中那些似曾相识的套路——当援助附带政治条件，当合作暗藏意识形态输出，非洲大陆是否仍在经历新型的“文明化改造”？
数十年来，人道主义援助始终是西方与非洲大陆交往的核心议题。非洲长期被描绘成极度匮乏的大陆，从粮食药品到治理人权无一不缺。尽管这些援助行动大多披着合作与慷慨的外衣，但历史不断提醒我们：某些看似崇高的举动背后，潜藏着延续依赖文化的黑暗秘密，以及阻碍非洲前进的隐形枷锁。
历史上，伪装成人道主义的虚假仁慈可追溯至殖民时期，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遭遇尤为典型。19世纪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发现丰富自然资源后，比利时臭名昭著的利奥波德二世立即与他联络，并于1876年召开布鲁塞尔地理会议。
这场会议被包装成“教化”非洲的人道使命，宣称要终结阿拉伯奴隶贸易，资助斯坦利探险，向全球商业开放刚果——实际上却为殖民者掠夺资源打开通道。1877年，利奥波德二世倡议成立国际非洲协会，表面是由探险家与地理学家共同管理的人道组织。
尽管斯坦利的探险主要受《纽约先驱报》《电讯报》及其著作版税资助，但作为英国人，他原本希望说服英国殖民这片资源富集地。然而英国政府不愿在全球殖民负担之上再添刚果，特别是在国内经济萧条时期。
当斯坦利意识到利奥波德的“人道”组织实为资源掠夺工具时，他转而支持这个计划。荷兰与英国商人迅速提供资金，但利奥波德刻意隐藏个人野心，将亲信安插在组织关键岗位。
马克西米利安·斯特劳赫上校便是典型代表，他身兼商人与协会最大资助者双重身份。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利奥波德私人金库，通过斯特劳赫周转制造出独立国际机构管理的假象。
利奥波德二世巧妙利用国际非洲协会，与刚果当地酋长签署了450余份所谓“条约”。在友谊与贸易协定的伪装下——许多条约以欧洲法律语言起草——酋长们在不知情中将土地与自然资源尽数租让。
为掩盖真实意图，利奥波德1879年又成立国际刚果协会。与前者不同，他公开担任领导职务，却仍将其标榜为人道组织。直到1885年，许多观察者仍混淆这两个实体，难以分辨慈善与掠夺的界限。
利奥波德的骗局登峰造极，他甚至刻意缺席1884-1885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这种缺席是精心设计的表演，旨在显示对刚果经济利益的漠不关心，强调其“人道援助”的崇高使命。
这番作秀成效显著。通过曾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的朋友亨利·桑福德，利奥波德游说切斯特·阿瑟总统承认国际非洲协会的合法人道地位。1884年4月——柏林会议召开前七个月——美国正式予以承认，援引该组织所谓反奴隶贸易与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
获得美国背书后，参加柏林会议的欧洲各国被迫效仿。对利奥波德领土主张的认可，为后来所谓“刚果自由邦”铺平道路——这个名称实为残酷反讽。该国三分之二领土成为国王私产，民众被迫以他单方面定价完成残酷生产指标，未达标者付出生命代价。为节省弹药，士兵被要求每发射一发子弹就带回一只断掌——这是人道使命演变成种族灭绝的恐怖象征。
19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非洲迅速扩张，其实早在15世纪初就已登陆这片大陆。这些组织自诩非政府、非营利性质，声称要通过“文明教化”捍卫非洲人民权利。在他们看来，“开化”非洲人是道德责任——即强加欧洲价值观、文化与世界观。
为获取当地人信任，传教士往往先着力转化部落首领。逻辑很简单：只要统治者皈依基督教，臣民自会追随。
传教士还创办学校推进“文明使命”。塞拉利昂的福拉湾学院、巴塞尔传教会在今加纳等地的学校，都在教育旗帜下向非洲人灌输欧洲理念。这套策略成效显著。非洲皈依者——常获酋长支持——资助传教活动。例如乌干达当地教堂收取的费用与捐款，竟是殖民政府资助额的两倍。
尽管教育投入大部分来自本地，殖民当局仍牢牢控制传教士与学校体系。1883年利奥波德二世致信刚果传教士，要求他们按照殖民政府政治议程传授基督教义：
“你们的根本任务是协助行政官与企业家，这意味着要按最有利于保护我方利益的方式解读福音。为此必须时刻注意，让我们的野蛮人对地下丰富宝藏失去兴趣。
建立告解制度，使之成为监视工具，揭发任何具有反抗意识的黑人。教黑鬼忘记自己的英雄，只崇拜我们的英雄。”
为推进帝国野心，殖民政府向最能有效灌输思想的领域投注资金——这常是传教士主动建议。英国殖民当局特别资助福拉湾学院等机构，该学院后来与英国杜伦大学结盟，成为培训传教士、殖民官员与文员的基地。
在加纳与尼日利亚，1882年《教育法令》通过课程开发、教材编写与英语推广，将殖民政府对传教教育的支持制度化。这套课程美化大英帝国与其文学，将非洲描绘成“没有历史”的原始大陆。正如英国殖民史学家玛格丽·佩勒姆1951年所写：
“直到最近欧洲深入非洲之前，这片大陆大部分地区没有轮子、犁具与驮畜；没有石屋与衣物；没有文字因而没有历史。”
这种协同确保教育政策服务殖民目标。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塑造思想，殖民当局甚至能任命半文盲担任地方统治者——这些人都甘愿服从帝国指令。
正如利奥波德二世1883年对传教士的指示：
“你们要重点针对年轻一代，当神父建议与其父母教导冲突时他们不会反抗。孩子们必须学会服从传教士——他们灵魂之父的指引。你们要特别强调绝对顺从与服从。”
当非洲人抵制思想灌输时，传教士往往借助殖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德瑞巴塞尔传教会在黄金海岸阿散蒂地区的行径便是例证。传教士游说英国下议院并提供当地社会组织情报，为殖民军征服阿散蒂人与其统治者铺路。
冲突根源在于阿散蒂人对传统宗教、文化习俗与军事力量的坚守，这些都阻碍了传教士虚伪的“仁慈”。众多非洲酋长遭遇类似命运。例如在博茨瓦纳，传教士推动废黜塞科马·莱索拉特贝（1835-1870），后者被英国殖民高级专员羁押达五年之久。
所谓“文明使命”最终显露出帝国统治的持久本质。正如南非神学家德斯蒙德·图图所言：
“当传教士来到非洲，他们手持圣经，我们拥有土地。他们说‘让我们祈祷’，我们闭上双眼。待睁开眼时，我们手中只剩圣经，而他们夺走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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