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AI从“助手”进阶为“同事”，甚至开始扮演“管理者”角色，一场静默的职场革命正在北美办公室悄然上演。从数据工程师的日常巡检，到中层管理的战略分解，AI智能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企业决策链条。然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白领阶层对岗位存续的集体焦虑——高盛预测美国6-7%岗位将受冲击，亚马逊等巨头已借“AI增效”之名启动万人裁员。这场技术迭代不仅考验企业的转型智慧，更在叩问人机协作的伦理边界：当AI学会分配任务、审核代码甚至评估绩效，人类该如何守护职场中不可替代的“人性溢价”？以下报道将揭示这场变革中的机遇与阵痛。
一年前，美国云端数据平台Snowflake的工程师们，每天仍要花费部分时间处理例行公事——比如扫描仪表板确保系统平稳运行，或是追着同事索要数据来完成趋势分析。
如今，据该公司驻多伦多的加拿大工程主管卡伊瑟·哈比卜透露，AI智能体已承担了大量基础工作，让工程师能专注于更高层次的决策。
哈比卜每周会花20到30小时与五个AI智能体互动。Snowflake已开发出能审查产品设计、协助值班工程师处理系统故障等多种用途的智能体。他估算，普通工程师每天会使用三到四个智能体，在人类监督下执行编码项目。
“你再也不必为基本问题去打扰同事了，”哈比卜说，同时指出他仍会在更复杂的工作（如排查代码故障）中与同事协作。
随着各公司试水AI智能体——这种能规划、推理并执行多步骤任务的系统——这项技术正开始重塑美国和加拿大的办公室层级结构。与仅能回应指令的聊天机器人不同，AI智能体能适应业务目标等动态情境，并调用日历、会议记录、内部数据库等参考工具，在有限人力监督下完成工作。
在某些工作场所，AI系统不仅完成任务，还将任务分配给人类员工。随着技术进步，AI智能体甚至开始彼此管理。例如，一个智能体生成代码后，另一个会审查错误并修复漏洞，最终才由人类确认最终版本。
这种智能体间的工作流能帮助企业快速扩张，但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AI正从辅助角色转向监督职能，甚至可能取代人类岗位。
Anthropic公司近期扩大了其协作智能体的使用权限，让非技术用户也能授权其AI助手Claude访问电脑特定文件夹，使其能自主读取、编辑、创建和组织文件。
AI智能体的普及正改变全球企业的运作方式，即使是非科技类公司也不例外。例如，部分企业正使用AI工具追踪绩效、推荐升职或转岗，甚至识别可裁撤的岗位。
这一转变发生在白领岗位持续减少的背景下，美国尤其明显。多家美国雇主已宣布大规模裁员，主要波及初级和中级管理人员，而管理层将自动化和AI驱动的效率提升列为裁员理由之一。亚马逊去年10月宣布计划削减约1.4万个岗位时，高管便提及AI能帮助公司以更少层级、更高效率运营。UPS、塔吉特和通用汽车去年也大幅裁员，今年1月美国裁员人数更创下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Pinterest和惠普等多家公司仍将AI转型列为裁员原因之一。
高盛估计，美国约6%至7%的劳动者可能因AI应用失业，计算机程序员、会计师、审计师、法律行政助理和客服代表面临更高风险。不过该行去年8月指出，随着新岗位出现，整体就业影响可能“相对短暂”。
早期预测认为AI主要取代初级技术岗位，有专家将近期毕业生高失业率与AI应用挂钩。但多伦多AI软件公司Convictional创始人罗杰·柯克尼斯指出，更大的冲击发生在中层管理领域。
该公司的工具能将高管战略转化为运营任务——这本是主管的职责——通过用户友好的收件箱界面向员工分派每日工作并反馈结果。
柯克尼斯告诉半岛电视台，在超过50人的公司里，“当CEO无法与每位经理沟通时，我们的平台能持续呈现组织内部与领导决策相关的背景信息”。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变得无关紧要。但柯克尼斯强调，再技能培训的压力与日俱增，擅长战略思考的人更能适应AI融合的工作环境。
“人们本质上正在成为自己过去工作的管理者，”他说，因为AI现已能执行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任务。他补充道，人类不再专注于编码或设计营销素材等具体工作，而是转向更高层次的战略规划，同时监督AI系统。
然而最新研究显示，裁员更多反映企业对AI潜力的预期，而非其当前完全取代人力劳动的能力。
《哈佛商业评论》去年12月对全球1006名高管的调查发现，虽然AI迄今在取代人力方面作用有限，但许多公司已因预期其未来影响而裁员或放缓招聘。
普华永道最新全球CEO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领袖仍在等待AI带来回报：在95个国家和地区的4454名高管中，56%表示目前未获得收入或成本效益。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行为科学家斯特凡诺·蓬托尼发现，AI使用已开始影响职场沟通习惯。他的研究表明，员工往往更愿意将任务委托给AI而非同事，这有助于减轻工作倦怠。“没有社交成本，”他说，“你不必担心给AI增加负担。”
但蓬托尼认为，AI应用的最大障碍是心理而非技术层面的。即使系统高效，若员工缺乏信任仍可能失败。他指出生成式AI可能威胁员工的能力感、自主权和归属感。
“如果员工感到威胁，他们可能希望系统失败，”蓬托尼说，“在规模化应用中，这必然导致失败。”
换言之，将AI主要作为降本工具可能适得其反。蓬托尼表示，以效率提升为名的裁员可能削弱合作，限制企业希望通过技术释放的生产力增益。
柯克尼斯认同信任才是真正的制约因素。为建立员工对其所售工具的信任并避免裁员，Convictional公司实行了四天工作制，将其作为与员工分享AI驱动生产力红利的方式。
“以自动化为名的大规模裁员会摧毁信任，”他强调。
在美国，针对AI驱动企业决策的诉讼已开始出现，尤其集中在保险拒赔和涉嫌AI招聘歧视等领域。
有专家警告，随着AI系统自主性增强，人类可能失去有效监督，而这些智能体本身也可能成为网络攻击目标。然而监管难以跟上创新步伐，美国和加拿大均未明确制定AI智能体管理规则。
企业领导者正在测试哪些职能可自动化，哪些仍需人类持续参与。对部分劳动者而言，这种不确定性已成为焦虑来源。
一位驻温哥华的跨国企业员工透露，她有时怀疑公司用于员工发展的在线“教练”究竟是AI系统，还是过度依赖AI工具以致人机界限模糊的人类。因担心职业影响，她要求匿名。
部分机构正在设定边界。加拿大临床咨询与健康公司New Ground Wellness在日常运营中使用聊天机器人等AI工具，但最近拒绝了一套价值2万加元（约1.46万美元）的AI智能分诊系统提案，该系统本用于匹配治疗师与客户。
在收集客户反馈后，该公司认为效率提升无法抵消对信任的潜在损害。多项调查也显示，西方消费者强烈偏好人类客服人员，这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决定。
“我们未来仍愿重新评估AI系统，”New Ground Wellness联合创始人露辛达·比布斯表示，“但在现阶段，保持人际联结仍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