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真相往往与炮火同样致命。从诺曼底滩头的玛莎·盖尔霍恩，到越南丛林中的尼尔·希恩，一代代战地记者用生命为公众揭开战争的残酷面纱。然而当报道权遭遇政治铁幕，当新闻战场从前线转移到权力走廊，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凝视战争真相的眼睛？本文透过美国国防部对军事报道的系统性围堵，揭示出新闻自由在战时面临的微妙危机——那些被精心筛选的画面、被刻意引导的提问、被阻隔的军方信源，正悄然重塑公众对战争的认知。当战地报道沦为宣传工具，谁还能为我们讲述战场上的荣耀与伤痛？
玛莎·盖尔霍恩曾藏身医疗船潜入诺曼底，成为D日当天唯一踏上奥马哈海滩的女记者。她在搬运伤员担架后，写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登陆纪实。
《纽约客》那位以品味著称的美食作家A·J·利布林，二战期间靠着军粮度日，在枪林弹雨中记录士兵与水兵的战争日常。
专栏作家厄尼·派尔倒下的那一刻，仍戴着钢盔、穿着野战服。这位总在报道中细心标注士兵姓名与家乡的记者，最终长眠于他笔下的战友之间。日军机枪子弹击中他的地方，立着简陋木牌：“此地，第77步兵师失去了一位兄弟。”
这些记者描绘着战争的鲜血与荣光，激昂与倦怠。另一些人则袒露着深藏的焦虑与怀疑。
越战老牌记者尼尔·希恩率先披露五角大楼文件，揭露政府如何就越南战争欺骗公众。他的著作《一片闪亮的谎言》通过内幕线人的故事，记录战争如何摧残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最终荣获普利策奖。
早在伊朗战火燃起、特朗普总统暗示地面进攻之前，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就已开始为最具军事报道经验的记者设置重重障碍。虽然这些手段未能阻止记者工作，却让公众知情之路愈发艰难。
作为常驻华盛顿数十年的老记者，我担忧这些障碍将导致具备关键信源经验与信任的记者越来越少——而一场需要付出生命与资源代价的战争，本应得到深入、细致的新闻报道。
围猎守夜人
通常，战地记者需要所报道军队的配合才能抵达前线。对美国媒体而言，这取决于与五角大楼的关系网与可信度。
2025年初，赫格塞斯要求主流媒体让出五角大楼新闻厅座位，转给“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宠儿。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位置给了布莱巴特新闻。曾经允许记者徘徊的走廊——那里偶有官员透露非官方说辞——如今已成禁区。
最终，记者在五角大楼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到新闻厅外的单一通道，尽管与记者合作最密切的公共事务官员办公室，远在这座650万平方英尺建筑的另一端。
随后赫格塞斯将记者证发放与审查权挂钩，变相赋予军方高层删改报道的权力。
2025年10月，几乎整个五角大楼记者团——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乃至专注海军报道的美国海军学会新闻——集体撤离大楼。部分媒体后来受邀返回，参加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关于伊朗战事的简报会。
但首场简报会后，五角大楼突然禁止摄影记者入场。据称因赫格塞斯团队认为某些照片“有损部长形象”。
防长攻势
那些让国防部高官能为可信记者提供战场决策背景的非公开简报消失了；那些凭运气或毅力在走廊偶遇、获取偏离官方口径信息的即兴交谈也消失了。
同样未见踪影的（至少迄今如此），是五角大楼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实施的嵌入式报道项目——该项目曾让美国民众近距离观察战区的军队。
这如何影响公众知情权？正是匿名线报与内部渠道的结合，令传奇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揭露了越战期间美军屠杀平民的“美莱村惨案”。
在精心设计的电视简报会上，赫格塞斯将大部分提问机会留给《大纪元时报》《每日来电》及知名枕头公司总裁迈克·林德尔旗下的林德尔电视台。
近期某次简报会上，一位受青睐的新晋记者抛出赤裸裸的“软球提问”：“对于中东美军，您有何祈祷？”
但随着战事拖延，连赫格塞斯钦点的记者团也开始提出尖锐问题。向来亲特朗普的《每日来电》刊登报道，披露总统因部队部署问题怒斥记者。
3月4日，赫格塞斯指责记者聚焦伤亡是为“抹黑总统”。3月13日，他斥责CNN关于政府低估战争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影响的报道是“更多假新闻”。
“大卫·埃里森越快接管那个电视台越好。”赫格塞斯的言论加剧了外界猜测——这位在竞购战中拿下CNN母公司控股权的特朗普支持者，意图将CNN变为亲政府媒体。
随后，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以吊销牌照威胁批评政府作战行动的媒体。次日，总统本人亦发出类似警告。
“像海军陆战队那样”
打压新闻自由非特朗普政府独有：以色列长期以限制军事行动区采访权限闻名。
伊朗神权政权更甚，被“无国界记者”组织列为“全球新闻自由压迫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但美国历来以自由为立国之本，战时尤甚。
“新闻或好或坏，我们必述真相。”1942年，美国政府创办的美国之音电台用德语向纳粹德国首次广播时如此承诺。
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忙于削弱这家向无自由媒体国家播报新闻的机构的编辑独立性。
五角大楼记者仍在突破宣传重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汤姆·鲍曼告诉我，他从无意中听到军方人士鼓励同行的谈话中获得力量。
那位官员说：“别抱怨，像海军陆战队那样行动。跨越、穿越或绕开障碍，总能找到办法。”
多数记者及其机构正是如此：寻找政府外的信源（如向《国会山报》透露每日战争开支的国会人士），同时维持内部渠道（如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特朗普军事顾问曾警告伊朗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知情者）。
迄今，赫格塞斯的障碍路线与白宫、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威胁，都未能阻止媒体发布政府不愿看到的报道、提出政府不愿听到的问题。
但新闻自由限制具有腐蚀性。我们已目睹特朗普如何通过诉讼与牌照威胁，迫使企业媒体所有者对报道其不喜的新闻三思。
资深五角大楼记者尚能依靠既有渠道，但赫格塞斯阻断军方接触的策略，既阻碍记者发展新信源，也扼杀了新生代记者成长为资深军事报道者的可能性。
美国民众之所以能理解战争中的荣光与苦难，能明智判断战争代价是否值得，皆因自由媒体始终在讲述——无论故事美好或残酷。而这项传统，此刻正悬于刀锋。
凯西·凯利，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新闻学教授、李·希尔斯新闻自由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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